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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议员扬言要在台湾举行听证会，岛内担心将把台湾“推向险境”******

　　【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于名】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“中国特别委员会”扬言要在台湾召开听证会，讨论军售问题。此举引发岛内外对2023年台海局势的担忧。

　　据台湾《联合报》1月27日报道，“中国特别委员会”成员、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惠特曼称，委员会成员日前开会，交换意见和讨论若干运作目标，而台湾问题无疑是“中国特别委员会”关注的焦点，“盖拉格希望我们在台湾举行听证会。我想我们会这样做，这对全世界以及对台湾都非常有意义”。

　　盖拉格是“中国特别委员会”主席。他在接受美国媒体CQ Roll Call采访时称，委员会将锁定大陆引起的各领域议题，如禁止社交媒体TikTok、提供印太政策建议、调查美国产业受大陆资金与影响力所破坏的领域等，预计2月成立办公室，3月举行首场听证会。他还称，强化台湾安全将成为委员会的工作重点，目前有180亿美元的军售项目延宕交付，“委员会会把协助台湾自我防卫列为紧急议题”。去年12月，盖拉格与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联合发表专栏文章，声称“将让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成为急迫议题”。

　　另据美国之音报道，惠特曼在回答提问时还声称，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“战略模糊”政策已失去意义，“我们不希望升级为战争，但如果有必要，我们会捍卫(台湾)，但关键是能够震慑，威慑是首要任务”。

　　台湾《中国时报》27日注意到，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人发出推文称，新上任的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与台北驻美代表萧美琴日前举行“非常好的会谈”，“讨论我们如何能在第118届国会会期中强化我们之间至关重要的伙伴关系”。之后，萧美琴发推文声称，“在国会山忙碌一天，讨论来年在许多领域如何进行对我们伙伴关系重要的合作”。

　　针对美国众议院“中国特别委员会”扬言到台湾举行听证会，有台湾涉外官员称不曾听说，尚待了解，“如果美方提出，双方会讨论”。《联合报》称，“中国特别委员会”野心勃勃，已引发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的担忧，众议员孟昭文日前表示，“这恐将加剧仇华心理，对亚裔不利”。《中国时报》27日也说，两岸关系目前的紧绷状态使华盛顿智库出现一股新的氛围，虽意见不一，但有一个共识，就是认为台海若有战事，美国将付出很大代价。有智库学者对于美国国会议员“过度抗中”的言论提出警告，认为这实际上是不利于美国，也不利于台湾。文章以去年8月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台引发两岸紧张局势举例称，华盛顿智库“德国马歇尔基金会”亚洲计划主任葛来仪当时就公开质疑，此行时机不恰当。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弗里曼也曾撰文批评佩洛西“无比鲁莽、危险且不负责任”。

　　国民党国际部副主任黄裕钧表示，不管美中之间如何竞争，对美国来说，都希望台湾不要带给美方意外，这点最近许多美方人士都提到，过去马英九当局做得非常好。

　　台湾《中国时报》28日刊登的一篇评论称，台湾人都深知两岸军力悬殊之大，不是台湾花多少军费，买多少精良先进的美国武器就能赶得上的，因此唯有避战才是“王道”。但蔡英文当局却反其道而行之，不仅邀请多批美国国会议员窜台，制造美国会出兵保卫台湾的假象，还不顾各方劝阻力邀佩洛西窜台，结果引起大陆围台军演，从此失去了缓冲带。没想到如今新“内阁”即将上台，美国众议院新成立的“中国特别委员会”又研议3月可能到台湾召开两岸情势听证会，了解美国如何在军售等方面“协防台湾”。文章认为，美国国会议员来台开听证会，“极具侵犯台湾主权的意味”，对台湾极不尊重。而台当局对于这些挑动台海紧张情势的动作，台面上都不表态，但台面下不管是被动的无奈，甚或主动配合，“一味亲美抗中的蔡政府，都是把台湾推向了险境”。（环球时报）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